前段时间看余世存的《非常道》，看到文林一章时，顿觉喷饭。中国近现代的大文人如胡适、金岳霖、陈寅恪、刘文典等等，读这些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兰香满口，但这些我们今天看来的大文人，却着实是些有趣、可爱的人，特别是民国时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文人却如同魏晋名士，给中国的文林增添了无数的乐趣。下面就搜罗了一些他们的趣事，一一道来。
一、金岳霖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围城》里的褚慎明，那个戴着眼镜，满腹迂腐，但是尊重女子的哲学家，这个人，和我们印象中的金岳霖先生极其相似，戴着帽子，怕光，爱喝牛奶，也是个哲学家，呵呵，大概钱钟书先生笔下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岳霖先生了。但是现实中的金先生却远远比褚慎明可爱多了，他的痴，他的傻气，他的天真率直，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书呆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金岳霖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逻辑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回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心智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性情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当时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师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吴宓先生也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吴先生也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吴宓不禁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
张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实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布部著名小说。）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 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中国说的是小偷，这里反语正用，恰到好处。所以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意思是，女人并非供人们欣赏的。金岳霖听到后，表示赞成，连连鼓掌。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为学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做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适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讲形式逻辑，张松年讲的逻辑有点罗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还是金岳霖的课。一到他的课，好几百人，几乎满堂。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不过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一样，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晚年的金岳霖认为三本书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风采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尔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培养了这方面的许多大家，桃李满天下。用金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话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阳光，常戴眼镜。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时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郑昕、沈有鼎（字冗三）。在紧张授课之余，学者们也相互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畏光症，经常戴着一幅眼镜；郑昕则喜欢喝酒；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龙荪，1895七夕出生，相传金老的父亲那天刚好从外面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来。
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终生未娶。
金岳霖的单身一直都是话题。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
金岳霖好友陈公惠女士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H.格林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抗日战争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这位哲学系研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压低帽檐，而头只能微仰着。他眼睛的镜片则像黑白无常一样两种颜色。这种标志式的造型使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金岳霖这样回忆胡适：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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