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东徙外蒙“喀尔喀三汗”之一札萨克图汗子孙建部落于内蒙科尔沁草原、
洮儿河畔。清廷为笼络其上层人士，采取“羁縻怀柔”的手段，赐以“亲王旗、郡王旗和公爷旗”。1891年后，札萨克图郡王旗传至十二代郡王乌泰时，因袭爵兴讼，迭遭参控；屡借外债，无力偿还。故私自开放荒原土地、招垦汉民；私吞荒饷，有待异举。后乌泰抗旨拒“官放”。是年六月六日，清廷下谕
乌泰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并谕旨首立“札萨克图蒙荒行局”，开放洮、蛟两河沿岸的生熟荒地，并在今郑家屯设“蒙荒行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夏，“蒙荒行局”迁至双流镇。同年秋“洮南设治”，三十年“升府”。“蒙荒行局”乃
洮南府之前身。“行局”升府，洮南设治，遂成东蒙重镇，奉黑两省商业集散、水陆要冲。在此期间，乌泰借开发洮、蛟两岸千里草原之机，以方便办事经商的名义在洮南巧设“王府行衙”，负责放荒征税与蒙旗事宜，作为驻洮永久办事机构。乌泰聘请了参与修建
沈阳故宫的建筑名师，仿照北京东、西单王府和中旗图王府的建筑式样、格局大兴土木，耗资光洋四万，于“萨鸡古驿”———“双义货栈”东侧兴隆街北修建了一座小型“
蒙古王府”，包括内宅和***花园，费时近二年，工程宏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意欲开复乌泰郡王爵，假借奖励开边垦荒，下谕恩赐长九尺、宽三尺的手书金匾一块，上镌镀金阴文“天恩地局”四个大字，被
乌泰悬挂于行局的正门门楣之上，并有“
光绪帝赐”字样。由此，这座对外称“蒙荒行局”的王府便被世人传称为“天恩地局”。
“天恩地局”结构布局为“两进王府衙门式”中式古建筑。它坐北朝南，面临着当时极为繁华的兴隆街。前门东西双开，两门中间是“金狮造壁”遮蔽二进正门，壁顶为壮观的“金狮斗角”，壁中麻面镌刻“天恩地局”大字，两侧有“八字马道”汇通中门，门后风景屏风“兴安万丛山”巨屏，掩蔽着威严的正堂。庭院主体为四合院式建筑，精巧别致，四面各为五间硬山大脊的青砖瓦房，顶为“雁式滚脊”小青瓦，檐溜瓦头也均采用“雄狮头瓦”，与壁顶“金狮斗角”相呼应，浑然一体，象征古代匈奴———突厥———蒙古民族的“尚武雄风”。廊前各有六根红漆明柱，透出肃穆之气。
乌泰修建“天恩地局”后并未享用几年，因借俄行外债过多，不得已典给洮南府抵押外债。
民国元年(1912年)“乌泰事件”发生，乌泰被革职外逃库伦(乌兰巴托)。“天恩地局”萧条冷落。后乌泰虽复职，被袁世凯软禁致死于
北京。
民国十三年(1924年)，
冯玉祥“逼宫”，驱逐清廷余孽。乌泰义父“武公爷”被逐来洮暂居“天恩地局”，故“天恩地局”又有“武公馆”之称。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九世班禅出走
西藏，辗转来洮，做佛事40天于“天恩地局”，并“坐床”摄影留念。
解放后，省、地、中心县政府几度驻此。
陶铸、
阎宝航曾下榻“天恩地局”办公。抗美援朝前，
黑龙江省“南八县”中心县委(即今
白城地委)及解放军公安大队亦“联袂”于斯。直至“文革”结束，“天恩地局”一直是
洮南农、林、水等“八大局”驻地。“文革”后，科技馆买入“天恩地局”并局部小修。八十春秋，几经战乱，除前院“双门照壁”被拆除和后花园被占建房外，它历经风雨却无重大破坏，保护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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