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未婚率及其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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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展示的是2015年分年龄的未婚人口比例，蓝线代表男性，红线代表女性。女性的未婚率在40岁后下降到了很小的量级。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男性的未婚率都是高于女性的。比如在30岁时，有10.3%的女性仍是未婚，男性的未婚率则高达20.4%，几近是女性的两倍。从图上还可看出，男性和女性在未婚率上的绝对差值在28岁以前在不断拉大，在28岁之后开始呈现出收敛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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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图是2010年各年龄段未婚人口在之后五年中结婚的概率。红线在26岁处达到峰值，这说明26岁的未婚女性在2010-2015年间结婚概率（46%）比其他年龄都要高。女性的结婚概率在28岁前一直比男性要高，但在之后下降很快并持续地低于男性。比如说，一个2010年时35岁的未婚女性在2015年前结婚的概率仅有5%，但同龄男性还有10%。
从整个人口来看，“剩女”的占比并不高且明显低于“剩男”的占比。但是，“剩女”现象会不会主要集中在某些特定地域或者特定教育群体呢？
2、未婚率的跨地域比较：北京、上海和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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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上图展示了北京和上海分年龄的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的数量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比值都大于1。换句话说，在几乎所有年龄上，这两个一线城市的未婚男性数量都是高于未婚女性的。以上海为例，从25岁开始直到40岁，未婚男性数量平均要比同龄未婚女性多出50%左右；在40岁之后，未婚男性数量约是同龄未婚女性的2-4倍。
事实上，中国一线城市的未婚人口性别比已相对均衡。一方面，这是因为一线城市的出生性别比本身就更均衡。另一方面，从其他地区来到一线城市的女性移民要比男性移民更可能留在当地落户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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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在中国不少地区是极为严重的。在甘肃，30岁未婚男性和30岁未婚女性的数量比大约是3比1，而在农村更高达5比1。到35岁以后，这一比值更上升到两位数量级。例如在40岁时，每33个未婚男性对应1个同龄未婚女性。
3、高知容易出“剩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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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剩女”主要发生在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呢？首先来看看北京市各教育程度上的未婚男女比。即使是在学历最高的研究生群体，未婚男性数量仍高出未婚女性11.2%。在低教育群体中，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比如，小学文化未婚男性大约是小学文化未婚女性的4.5倍。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高教育群体中，数据都表明“剩男”要比“剩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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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基于全国样本来看研究生学历群体各年龄上的未婚人口数量。首先，在25岁到40岁间的绝大多数年龄上，未婚男性的数量都是高于未婚女性的。换句话说，即使是在学历最高的群体当中，“剩女”现象也并没有比“剩男”更为严重。那么，和学历较低的女性相比，学历较高的女性是否未婚概率会明显更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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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来看，平均来说，学历越高的女性结婚相应要越晚。但是到了40岁以后，高中、大专和本科学历女性的未婚率都收敛到了1%以下，只有研究生学历女性仍在1%到3%之间。换句话说，高学历女性的未婚概率确实相对高一些，但也仅高出1-2个百分点，远没有许多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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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高学历女性的相对低婚率或许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在美国，本科及以上学历女性的结婚比例在1940-1950年间一度处于低点，但在这之后开始恢复并保持稳定。相反，其他学历群体的结婚比例在1960年后持续下降。在过去二十年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女性的结婚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虽然媒体上和网络上对于“剩女”有不少热烈讨论甚至是冷嘲热讽，但事实上这一问题并没有严重到足以成为话题。一方面，“剩女”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很少。即使是在研究生群体当中，也就有不足3%的女性在40岁以后保持未婚。
另一方面，性别失衡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中都广泛存在。即使是在一线城市或者高学历群体之中，大龄未婚女性数量也并不比大龄未婚男性更多。但为什么没有人去讨论“剩男”话题来“帮帮”他们呢？
所以，将大龄未婚女性称为“剩女”并不确切。从婚姻市场的供给需求来看，她们很难说是被剩下的。很多情况下，未婚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或者是一种当下没有匹配到合意对象的暂时状态。与其对“女人优秀了就找不到对象”这样一个伪命题条分缕析，还不如去探讨怎样提高婚姻市场的匹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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